国际氢能标准在持续完善安全、质量和接口规范的同时，正进一步向大型系统协同和供应链碳排放核算延伸。

这种延伸建立在既有技术标准之上。安全和质量是氢能标准长期处理的基础问题。氢气容易泄漏、最小点火能量低，材料和设备需要满足密封、承压及氢环境相容性等要求。用于燃料电池时，还要严格控制氢气中的杂质，避免影响电堆性能和寿命。

围绕这些基础问题，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于1990年设立氢能技术委员会，负责氢生产、储存、运输、计量和使用相关系统与装置的标准化工作。制氢装置、储运设备、加氢设施和燃料质量等领域，逐步形成相应标准。

既有标准仍在持续更新。2025年，ISO发布水电解制氢装置安全标准ISO 22734-1和氢燃料质量标准ISO 14687，分别规定相关装置和系统的安全要求，以及不同应用场景下氢燃料的最低质量要求。

不过，随着生产规模扩大和应用场景拓展，单项设备和产品标准已不能覆盖全部需求。可再生能源制氢要求设备适应风电、光伏出力波动；重型车辆需要更高流量的加注，车辆与加氢机之间也要协调通信和控制。单台设备的性能，需要结合具体系统和运行条件检验。

为解决大型系统的协同问题，ISO于2022年在氢能技术委员会下设规模化氢能及横向能源系统分技术委员会，研究测试、可持续性和项目选址等跨环节问题。围绕高流量加注、车辆与加氢机通信、卸气安全联锁和液氢储运等方向，多项国际文件也在制定中。

系统协同之外，供应链延长又带来了产品排放问题。同样一公斤氢，原料、电力来源和生产工艺不同，温室气体排放可能相差很大。产品进入跨区域供应链，还涉及调质、储存和运输等环节的排放。比较不同产品的排放水平，需要明确核算边界和方法。

为建立共同的核算基础，国际氢能与燃料电池经济伙伴关系（IPHE）于2021年发布首版氢生产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在此基础上，ISO于2023年发布技术规范ISO/TS 19870:2023，为氢生产、调质和运输环节的排放核算提供框架。

这一框架仍在向供应链各环节延伸。2026年4月，氢供应链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国际标准ISO 19870-1发布，规定从原材料获取到氢产品生产厂门的核算方法。涉及气态氢和液氢储运、氨以及液态有机储氢载体的第2至第4部分，目前仍处于最终草案阶段，供应链后续环节的核算规则仍在完善。

与国际标准的变化相对应，中国已经建立氢能全产业链标准建设框架，相关标准正进一步覆盖关键材料、运行工况、储运工程和产品评价。

这一框架并非从零起步。国内氢能标准已有较长时间的积累。《中国氢能源及燃料电池产业白皮书（2019版）》指出，燃料电池标准体系已基本形成，但仍需细化完善；制氢、储运和加注标准缺乏体系化，部分新技术和应用场景尚无相应规范。后续标准建设既要补充缺项，也要协调不同环节的技术要求。

针对这些问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能源局于2022年印发《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21-2035年）》，提出推动完善氢能制、储、输、用标准体系。2023年，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标准委”）等六部门发布《氢能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23版）》（以下简称《指南》），首次从国家层面建立氢能全产业链标准建设框架。

《指南》进一步将框架落实到具体环节，设置基础与安全、氢制备、氢储存和输运、氢加注、氢能应用五个子体系。各领域标准由此被纳入共同框架，后续制修订工作的范围和重点更加清晰。

伴随体系建设，标准供给也在增加。国家能源局发布的《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累计发布氢能国家标准146项、行业标准71项、地方标准61项，团体标准超过720项，形成多层次的标准供给格局。

标准数量增加、覆盖范围扩大，也对组织分工提出了更明确的要求。今年1月，国家能源局同意成立氢能基础与通用、氢能制取、氢能储存与运输、氢能应用4个能源行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承担相关领域能源行业标准制修订工作。全国氢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全国氢能标委会”）则负责相关国家标准归口，并承担ISO氢能技术委员会的国内技术对口工作。

行业组织也在参与相关标准研制。中国氢能联盟（以下简称“联盟”）与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等单位联合发起“氢能领跑者行动”，围绕碱性水电解制氢系统、燃料电池系统、加氢站性能及关键零部件等开展测评标准研制。截至目前，该行动已立项及发布标准60余项。联盟还支持建设国家技术标准创新基地（氢能）标准验证中心，为标准研制和实施提供测试验证支撑。

在体系和组织支撑下，具体标准开始回应产业运行中的新需求。首先是制氢环节。风电、光伏出力存在波动，电解水制氢系统需要适应动态运行。2025年实施的《电解水制氢系统功率波动适应性测试方法》，为检验系统在波动电力输入下的表现提供依据。同年实施的《电解水制氢用质子交换膜》，进一步明确了制氢关键材料的技术要求。

制氢之后，氢能还要进入储存和运输环节。2021年，覆盖液氢产品、生产系统及储存运输的三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2025年实施的《离心式液氢泵 技术规范》和2026年5月实施的氢用管道国家标准，分别面向液氢输送装备和氢气管道，为相关设备与工程提供技术依据。

从制氢延伸至储运、加注和使用，需要补充的规则还在增加。今年9月28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委发布新一批国家标准，其中包括15项由全国氢能标委会归口的氢能推荐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1月、4月和6月分批实施。

这批标准覆盖管道材料与掺氢输送、可再生能源电解水制氢、装备测试、氢气探测与泄漏检测，以及加氢部件、燃料质量控制和采样等环节。其中，质量控制、取样和检测要求，为判断交付的氢气是否满足使用要求提供依据。

满足使用要求之后，氢产品进入市场还要说明其清洁低碳属性。2020年，联盟提出的团体标准《低碳氢、清洁氢与可再生氢的标准与评价》（T/CAB 0078-2020）发布，较早将生命周期评价方法用于氢产品属性评价。

相关评价规则也在继续完善。今年6月18日，国家能源局批准发布的电力行业推荐性标准《清洁低碳氢评价标准》（DL/T 3015-2025）实施，针对以能源为主要使用目的的氢气产品，规定低碳氢、清洁氢和可再生氢的评价方法和要求。与纯度、杂质等质量指标不同，这类评价关注生产原料、能源消耗及相关温室气体排放，为判断产品的清洁低碳属性提供依据。

从技术要求到产品评价，中国氢能标准覆盖的环节正在增加。标准从发布走向应用，还需要检测验证、可靠数据和评价核证程序支撑；产品进入不同市场，则要进一步解决核算结果和属性证明如何被接受的问题。

首先要验证的是设备能否在实际工况下达到标准要求。2024年12月底，在中国氢能联盟指导下，由国家能源集团旗下国华投资（氢能公司）与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人民政府共同建设的绿色氢能关键装备检测实证基地1号测试场建成投用。该测试场具备5兆瓦碱性水电解制氢系统测试验证能力，可开展冷热启动、升降负荷、动态响应和风电曲线模拟等测试，为比较设备在不同工况下的表现提供依据。

设备性能得到验证之后，氢气供应和使用环节还需要质量检测。联盟联合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等单位共同策划开展的“氢能质量万里行”行动，对12个省份的32座制氢厂和加氢站进行氢气品质检测，将质量要求落实到产品检验。

从质量检测进一步延伸到清洁低碳评价，对数据提出了更高要求。原料来源、电力消耗和其他能源投入，都是排放核算的重要信息。企业既要按照规定的边界和方法核算排放，也要保留原始记录，为评价和核证提供依据。

有了核算数据，并不意味着产品可以直接进入不同市场。核算结果怎样用于交易，还要看各市场的认定规则和支持政策。

欧盟可再生非生物来源燃料规则要求，相关燃料相对规定的化石燃料基准减排至少70%，同时对制氢用电的额外性、时间相关性和地域相关性作出规定。除排放水平外，可再生电力的来源及其与制氢用电的对应关系，也是认证内容。

排放认定还与不同的支持政策相衔接。英国《低碳氢标准》与相关政府支持和合同资格相联系；美国清洁氢生产税收抵免政策，即45V税收抵免，则按排放水平分档确定支持力度，适用于在美国或其属地生产的符合条件的清洁氢。

亚洲市场也在将产品认定与政策支持结合。日本将低碳要求与供需计划认定及价差支持挂钩；韩国建立四级清洁氢认证，并将认证与行政支持和清洁氢发电采购衔接。

与上述制度不同，澳大利亚的原产地保证制度侧重记录产品来源、实际排放和相关属性，本身不设统一的清洁氢门槛；氢生产税收激励则另设排放条件，用于确定境内生产项目的税收支持资格。

不同制度由此形成了各自的适用边界。它们分别用于属性证明、产品认证、政策支持或产品采购，核算边界和适用条件也有差异。共同核算方法可以为比较排放提供基础，但产品能否获得相应资格，仍需满足具体制度要求，相关证书也不会因此自动获得其他市场认可。

如何衔接这些制度差异，已经成为国际合作的新内容。IPHE于2026年发布报告，比较11个国家或地区的21项认证方案和7项支持机制，从产品属性、运行程序、监管链和信息系统等方面梳理共同做法与差异，为数据交换和互操作提供基础。

国际规则加快衔接的同时，中国也将相关工作纳入产业政策。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等三部门发布的《加快工业领域清洁低碳氢应用实施方案》提出，推动制定清洁低碳氢认定和多元化应用等标准，推动相关产品碳足迹国际标准规则互认。

由此看，从设备运行到产品交易，标准的作用要通过一系列具体程序实现：技术要求需要经过检测验证，排放结果需要原始数据支撑，产品属性需要按照相应规则评价和核证。标准的实际效果，仍要由工程和市场检验。

中国已经建立氢能全产业链标准建设框架，下一步既要继续补齐具体规则，也要加强实施验证和国际衔接，让设备性能和产品质量得到检验、清洁低碳属性得到可信证明，为项目复制、市场交易和规模化应用提供支撑。